第346章 平权运动与就职演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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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9年7月，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，街上的一些女性商贩都纷纷拿起武器，提起裙摆，加入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大军。各阶层的妇女们也都聚集在一起，同他们父兄、丈夫一起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。
10月初，受到饥饿和反革-命威胁的巴黎人民忍无可忍，以六千名妇女和少数儿童为前导，在马亚尔的带领下，于5日向凡尔赛进军。
6日凌晨，示威群众攻入王宫，迫使国王一家跟随制宪议会迁居马术厅与隔壁的杜伊勒里王宫。回到巴黎之后，路易十六很快就批准《八月法令》和《人-权宣言》，开始向巴黎供应粮食。
从此，法国宫廷被置于国民议会和巴黎人民的监视之下，加强了巴黎作为全国革-命中心的地位。
然而，在男人们获得了政治权利的时候，却不愿意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女性分享胜利的果实。
1789年8月，制宪议会通过了《人-权宣言》，但是“性别歧视”，这个旧社会的意识毒瘤还盘根错节的潜伏在社会之中。尽管《人-权宣言》虽然宣布了公民的权利，但忽略了女性公民权利和选举权的问题。
从三级议会、制宪议会、立法议会，再到即将寿终正寝的国民公会，绝大部分议员表示：妇女就是天生的弱者，她们缺乏主见，感情用事，拒绝让他们参与到公共政治事务的治理中。
甚至，在连“妇女没有理性的天赋，只有少数杰出的妇女能够享有权利。”这种妥协性质的提案，也在议会大厅遭遇压倒性票数而被否决。
从1790年起，到1793年的上半年，在君主立宪派（斐扬派）和吉伦特派当政期间，法国妇女地位有所提升，很多议员默许了妇女“不太过火”的解放运动。
其间，斐扬派的资深议员，以及后来吉伦特派领袖之一的孔多塞，发表了《关于承认女性公民权》的小册子，他声称男女都有平等权利，女性与男性一样享有天赋人权。
很快，法国妇女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团体，当时较有影响力的“宪法保卫者俱乐部”，“雅各宾友爱会”等等。
不仅如此，1792年和1793年巴黎的妇女们首次携带武器，参加了军事游-行，在对外战争爆发后，想方设法入伍作战保卫祖国，在激烈的战斗中，出现了很多与男子一起出生入死，流血牺牲的妇女。
1793年，法国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更加高涨，妇女们用自己的理论将自己融入到了社会政治生活中，她们经常会强调是与男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和国中，所以所有成员都应该在公共事务中达成协作。妇女有“协助共同利益”的义务，因为共和国是一个互利的空间，妇女应该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。
1793年6月，在对《共和元年宪法》进行全民表决的时候，妇女虽然没有权利出席初级的会议，但是因为实行了普遍投票的制度，很多妇女仍然和男性分开行使了投票表决的权利。
但是好景不长，等到激进的埃贝尔派控制了巴黎市政厅的时候，共和国政-府就开始扼杀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支持下的女权运动，让妇女所争取到的一些权利瞬间化为乌有。
1793年10月政府开始下令封闭，将各种妇女团体解散并禁止妇女参加公众活动，还将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当作叛逆罪来处理，并且下令全体妇女回到自己家里等待新的命令。
革-命初期作为中坚力量的妇女不仅被赶回了家，有些女权激进分子还被送上了断头台。从此一切成为了过去式，妇女被迫呆在家中，一切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了。
《女权宣言》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创作了出来，它的作者奥兰浦说过一句名言：“如果妇女有上断头台的权利，那么她们也应该有上政坛的权利。
但是法国的雅各宾派并没有给她相应的权利，只是送她上了断头台，国民议会之后也把妇女逐出了公会席位。德·古日作为妇女权利的支持者，在她被处以极刑两周后，巴黎公社检察长皮埃尔·肖梅特发表演说，打压仍对争取权利抱有希望的妇女：
“从什么时候起允许妇女放弃她们的性别变成男人？从什么时候起习惯了看到妇女抛弃了对家庭和子女的精心照料，来到公共场所，来到演讲台，来到议会，来到我们的军队中间，履行天性只分派给男人的权利？
……
（你们）要记住这个‘泼妇’……这个无耻的德·古日……她不去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，并且妄想参与政治事务，还犯下如此罪行。她的这些不道德的所作所为，已经被法律复仇的火焰所吞噬，你们难道还想要效仿她吗？不，当你们做回妇女天生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觉得那才是你们值得做的事情。”
从雅各宾派的“三巨头”时代，到安德鲁的热月政-府与督政-府，不停有政要官员站出来，严厉批评和谩骂所谓的“妇女平权主义”，在他们看来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就像是泼妇在街上乱逛，受到制裁都是罪有应得。
各种派别的政治家也表达不能理解和支持妇女运动。比如说，温和派的领袖，督政-府的第四执政官康巴塞雷斯，在他编撰与修订中的《民法典》中，就确立了丈夫具有“一家之长”的身份，是绝对的权威。
女性运动的之所以失败，首先是女性没有取得自己的法律地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。其次她们在经济上也缺乏自主权，家庭财产都是由丈夫管理，妻子对于财产的任何行为都需要得到丈夫的许可，但是丈夫在支配财产的时候并不用得到妻子的许可，甚至是妻子的工资，都必须由丈夫管理……
这一过程中，安德鲁一如既往的保持着“政治正确的道路”，坚持社会主流的道德观，而不会标新立异。他拒绝公开谈及任何有关女性运动的话题，却始终坚持慈善救济的主体，必须是老弱妇孺。
此外，安德鲁重新将法兰西的阴性词，赋予了“母亲”的角色。在热-月政府期间，尤其是1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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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9年7月，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，街上的一些女性商贩都纷纷拿起武器，提起裙摆，加入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大军。各阶层的妇女们也都聚集在一起，同他们父兄、丈夫一起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。
10月初，受到饥饿和反革-命威胁的巴黎人民忍无可忍，以六千名妇女和少数儿童为前导，在马亚尔的带领下，于5日向凡尔赛进军。
6日凌晨，示威群众攻入王宫，迫使国王一家跟随制宪议会迁居马术厅与隔壁的杜伊勒里王宫。回到巴黎之后，路易十六很快就批准《八月法令》和《人-权宣言》，开始向巴黎供应粮食。
从此，法国宫廷被置于国民议会和巴黎人民的监视之下，加强了巴黎作为全国革-命中心的地位。
然而，在男人们获得了政治权利的时候，却不愿意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女性分享胜利的果实。
1789年8月，制宪议会通过了《人-权宣言》，但是“性别歧视”，这个旧社会的意识毒瘤还盘根错节的潜伏在社会之中。尽管《人-权宣言》虽然宣布了公民的权利，但忽略了女性公民权利和选举权的问题。
从三级议会、制宪议会、立法议会，再到即将寿终正寝的国民公会，绝大部分议员表示：妇女就是天生的弱者，她们缺乏主见，感情用事，拒绝让他们参与到公共政治事务的治理中。
甚至，在连“妇女没有理性的天赋，只有少数杰出的妇女能够享有权利。”这种妥协性质的提案，也在议会大厅遭遇压倒性票数而被否决。
从1790年起，到1793年的上半年，在君主立宪派（斐扬派）和吉伦特派当政期间，法国妇女地位有所提升，很多议员默许了妇女“不太过火”的解放运动。
其间，斐扬派的资深议员，以及后来吉伦特派领袖之一的孔多塞，发表了《关于承认女性公民权》的小册子，他声称男女都有平等权利，女性与男性一样享有天赋人权。
很快，法国妇女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团体，当时较有影响力的“宪法保卫者俱乐部”，“雅各宾友爱会”等等。
不仅如此，1792年和1793年巴黎的妇女们首次携带武器，参加了军事游-行，在对外战争爆发后，想方设法入伍作战保卫祖国，在激烈的战斗中，出现了很多与男子一起出生入死，流血牺牲的妇女。
1793年，法国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更加高涨，妇女们用自己的理论将自己融入到了社会政治生活中，她们经常会强调是与男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和国中，所以所有成员都应该在公共事务中达成协作。妇女有“协助共同利益”的义务，因为共和国是一个互利的空间，妇女应该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。
1793年6月，在对《共和元年宪法》进行全民表决的时候，妇女虽然没有权利出席初级的会议，但是因为实行了普遍投票的制度，很多妇女仍然和男性分开行使了投票表决的权利。
但是好景不长，等到激进的埃贝尔派控制了巴黎市政厅的时候，共和国政-府就开始扼杀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支持下的女权运动，让妇女所争取到的一些权利瞬间化为乌有。
1793年10月政府开始下令封闭，将各种妇女团体解散并禁止妇女参加公众活动，还将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当作叛逆罪来处理，并且下令全体妇女回到自己家里等待新的命令。
革-命初期作为中坚力量的妇女不仅被赶回了家，有些女权激进分子还被送上了断头台。从此一切成为了过去式，妇女被迫呆在家中，一切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了。
《女权宣言》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创作了出来，它的作者奥兰浦说过一句名言：“如果妇女有上断头台的权利，那么她们也应该有上政坛的权利。
但是法国的雅各宾派并没有给她相应的权利，只是送她上了断头台，国民议会之后也把妇女逐出了公会席位。德·古日作为妇女权利的支持者，在她被处以极刑两周后，巴黎公社检察长皮埃尔·肖梅特发表演说，打压仍对争取权利抱有希望的妇女：
“从什么时候起允许妇女放弃她们的性别变成男人？从什么时候起习惯了看到妇女抛弃了对家庭和子女的精心照料，来到公共场所，来到演讲台，来到议会，来到我们的军队中间，履行天性只分派给男人的权利？
……
（你们）要记住这个‘泼妇’……这个无耻的德·古日……她不去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，并且妄想参与政治事务，还犯下如此罪行。她的这些不道德的所作所为，已经被法律复仇的火焰所吞噬，你们难道还想要效仿她吗？不，当你们做回妇女天生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觉得那才是你们值得做的事情。”
从雅各宾派的“三巨头”时代，到安德鲁的热月政-府与督政-府，不停有政要官员站出来，严厉批评和谩骂所谓的“妇女平权主义”，在他们看来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就像是泼妇在街上乱逛，受到制裁都是罪有应得。
各种派别的政治家也表达不能理解和支持妇女运动。比如说，温和派的领袖，督政-府的第四执政官康巴塞雷斯，在他编撰与修订中的《民法典》中，就确立了丈夫具有“一家之长”的身份，是绝对的权威。
女性运动的之所以失败，首先是女性没有取得自己的法律地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。其次她们在经济上也缺乏自主权，家庭财产都是由丈夫管理，妻子对于财产的任何行为都需要得到丈夫的许可，但是丈夫在支配财产的时候并不用得到妻子的许可，甚至是妻子的工资，都必须由丈夫管理……
这一过程中，安德鲁一如既往的保持着“政治正确的道路”，坚持社会主流的道德观，而不会标新立异。他拒绝公开谈及任何有关女性运动的话题，却始终坚持慈善救济的主体，必须是老弱妇孺。
此外，安德鲁重新将法兰西的阴性词，赋予了“母亲”的角色。在热-月政府期间，尤其是1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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